骨科急诊室的律师们:车祸、流水线、人的价格
发布时间:2021-09-22  

  单独的一根右手大拇指骨折算不了什么。在宫臣眼里,人体的每一个关节都有着明确的价格。手指,至少得要四根骨折才能评上价钱。但要是大脚趾被截了,那倒能成一单生意。

  不过,这些伤都必须是车祸造成的。如果你是自己从楼梯上摔下来,宫臣不会多问。

  宫臣23岁,来自东北,是北京元甲律师事务所的一名理赔师,每天都在各个医院寻找交通事故案件。他留一头短发,身材高大,背黑色双肩包,看上去仍然像一名学生,和陌生人说话时会紧张到汗水从后颈流下。在医院里扫楼时,有人会称宫臣为律师,他并不经常解释。偶尔有人问,他就递上名片说,我们所是团队合作,我负责接案,后面有人专门负责开庭。

  一年前,宫臣从长春一所大学毕业。他的运气不太好,没有顺利找到工作,先去北大青鸟报名了“大数据”课程。进修完成后,导师让他在面试时假装“数据工程师两年经验”,但很快被面试官们看穿了。

  2020年底,他来到北京投奔母亲。他的母亲同样在这家律所做理赔师。宫臣将律所里有关交通与赔偿的书读了一遍,记住人体所有关节部位,和每个部位对应的伤残等级。按照北京的标准,一个人出车祸后如果能评上十级伤残,肇事者将需要赔偿14万。赔偿额随数字的变小而递升。如果碰到了一个“脾切除”,那就是大顾客,仅八级伤残赔偿金一项就42万。赔偿额越高,负责签单的理赔师们拿到的提成也就越多。

  北京建外SOHO东区B座,元甲律所的办公室。一位律师桌上放了一架半米高的人体骨骼模型。更多律师的桌上贴着人体骨骼图。办公桌上、柜子里堆放着卷宗,每份卷宗上标记着“髌骨骨折(膝盖)”、“耻骨骨折(骨盆)”、“胫腓骨骨折(小腿)”。一些当事人的骨科CT片插在柜子缝隙里。有时你会觉得这儿更像是骨科诊室,而不是一个律所。

  由于疫情,理赔师们能找到的案子变少了。律所成立了线上推广部,试图在抖音、百度、华律网上寻找案源。

  2006年,全国各地高级法院都收到了一份文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意思是,农村户口的朋友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要按城镇标准获得赔偿,须满足以下条件:你的经常居住地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以及你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或在城镇有固定收入。

  有社保、工资条当然最好。但赵金保的当事人往往没有这两样东西,那么就需要寻找更细碎的证据:一张北京的超市储值卡、健身会员卡、剪发会员卡,或者是当事人微信朋友圈里发过的定位、淘宝订单里的收件地址。一位闪送员曾经靠一张星巴克会员卡多获得了九万元的赔偿。那时星巴克还没有官方配送,那个闪送员经常给写字楼里的白领送咖啡,一次就是几十杯,需要先行垫付。当星巴克推出活动,他很快办了一张星享卡。

  整个夏天,赵金保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奔波。他必须证明,这个男人2019年是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父亲先提供了一张时间久远的工资条,上面显示,男人2013年在“京东方”上班,属于Model制造部。赵金保调查后发现,“京东方”是全国第一大的LED面板生产商,第二大的OLED面板生产商,华为的P40都是京东方生产的。

  这不是律所的标语。但管理者似乎偏爱这样的风格。一个律师的桌上还贴着一张《元甲公司经营哲学》:

  范亚锐打了八年的交通案子,学到了不少医生的本领。她看一眼当事人的病例就知道,哪些伤是眼下看不出毛病,0304香港特马王却有深远后遗症的。比如你撞到了头部,后续感到头晕,那就很可能引发继发性癫痫。如果撞到了马尾神经,那很有可能导致男性性功能丧失。有次她看完一位案件当事人的片子后,赶紧劝他做性功能检测(这方面的伤残等级是非常高的)。还有撞到股骨头的,那很有可能坏死导致偏瘫。糖尿病人骨折则很难愈合,因此案件常常会持续几个月,最长的会到两年。

  范亚锐以前想当一名记者,所谓“伸张正义”,后来却成了一名律师。刚来北京时,她在一家大律所里做一颗螺丝钉。她记得那里的条件实在是不错:早上吃自助餐,中午吃自助餐,项目来了就忙一天,没事儿就逛淘宝。后来她跳槽来到了元甲(她补充说,起先也是因为一份优渥的薪水)。她靠自己买了车,买了房。这是她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她认为,自己现在的工作也离“伸张正义”不远。到了要打官司的交通事故,非死即重伤,而代理人又多为范亚锐眼中的“弱者”——一个行走在路上的人,或是一个骑电动车的外卖员、快递员,开三轮车的小贩,怎么说也会比坐在轿车里的人受伤更厉害一点。还有环卫工人、垃圾场的守卫、后厨配菜师,他们往往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走进了这栋建外SOHO大楼。一位她经手的农民,被车撞之后成了植物人,案件代理还没结束,农民就死去了。

  最近几年,闪送、快递、外卖员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元甲的顾客。2017年,范亚锐第一次遇见了一位闪送员。法庭上,她原本在为另一个案子辩护。休庭后,法官告诉她,有位闪送员的案子已经撤了三次,没法立案。之前,闪送员请的是免费的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没有太花心思,连闪送自带的3元一天买的保险都没有告诉他该怎么提取。

  范亚锐说,那个闪送员是大光棍一条,无父无母,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河南人,她的老乡。他在从新发地花卉市场送鲜花时,被一辆轿车碾压过脚踝,粉碎性骨折。肇事者赔了两千块就消失了。闪送员连手术都不敢在北京做,找同乡凑了九千元,回老家做了一个并不规范的手术。直到现在,闪送员骨头里的钉子都无法取出来。

  保安似乎发现了问题,这些人不像是寻常的病人。一位理赔师想闯入。保安问,你来干嘛的?

  总结这套话术模板的是律所的老板黄维领。在公开报道中,元甲集团董事长黄维领的第一份工作是合肥司法所的公务员,那时他对一成不变的生活感到厌倦,随后辞职,做过可口可乐的销售、美邦的保险员。后来他捡起老本行,做回了律师。律师行业山头林立,所有人都在争夺高精尖案子。年轻的黄维领在行业的末端——没有多少人会找一个新律师打官司。

  2009年,他来到北京创业。据他观察,中国的交通案件呈爆发式增长,“每年都在增加百分之十几”。他看中了律师行业里这个无人问津的领域,以及交通案件中更无人问津的受害者(大多数律所更愿意服务保险公司)。他将早年的营销经验学了过来,将一个案件的流程拆成十一个环节,招聘业务员,给他们培训,也让律师们一同前去医院里扫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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